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昭君文化三議的內容
一
匈奴之稱形成于戰國時期。對中原諸國而言，匈奴是北方最大的威脅，所以才有燕長城、趙長城和秦長城的修建。此前匈奴或稱鬼方，或稱山戎，或稱獫狁，或稱葷粥，多養馬、牛、羊等牧畜，逐水草而居，過著悠放、豪爽、雄健而又艱辛的游牧生活�！妒酚洝ば倥袀鳌贩Q其為“夏后氏之苗裔”，先祖叫“淳維”，雖系出自傳說，但是匈奴與中原華夏諸族同為蒙古人種，只是不同文而已，確是不易的事實。
生活在蒙古高原上的匈奴人，由于地理環境與自然條件的局限，只能選擇游牧生活。而黃河中下游地區諸族中，商族與早期置身于東夷的“秦人”，也都是游牧精于農耕的部族。秦人之所以能被周孝王看中，被安置于汧渭之會為周王室養馬；其造父一支之所以能一日千里驅車送周穆王由天山趕回宗周，平定徐偃王之亂，并因此被封在趙；而趙武靈王之所以在戰國中期率先改革，實行胡服騎射，與后來崛起的秦國均能威懾匈奴，使之輕易不敢南進，全與他們豐富的游牧經歷密不可分。在周代，中原諸族最終選定了以農立國，奠定了相應的禮儀制度。后來無論是趙還是秦，都皈依了農耕文化，但同時也將游牧文化中的有益營養引入其中，推動了農耕文化的發展。
秦始皇統一六國，建立起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制國家，為以后以漢族為核心的中華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礎。本來秦始皇完全有能力有條件在強大國力的支持下，推動匈奴與中原帝國的結合，但是秦朝的迅速滅亡卻使這種可能沒有成為歷史現實。漢朝在經歷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和調整之后，在與匈奴的長期斗智斗勇中，以穩固、強大、繁盛、有后勁的農業社會為基礎，逐步奪取了主導權，不斷促進民族間的融合，尤其是與匈奴族的融合，為唐以后留在中國的匈奴人融入農耕文化創造了條件。
這是符合中國歷史發展趨勢的過程，而以和親為形式的昭君文化恰恰適應與代表了這一進步趨勢。這是王昭君能被世代傳頌，能被各族人民充分肯定的根本原因。在中國歷史上，這樣的典型除了王昭君之外，只有唐代的文成公主。她們是為中華民族的發展作出卓越貢獻的偉大女性中的兩座豐碑。
二
和親政策自古以來就是民族間、國家間解決矛盾的一種重要手段。有時是強者的恩賜與籠絡，有時是弱者的求和與屈從，有時是對等者的利益結盟，有時是敵對雙方的暫時平衡，處處體現著智與勇、忠與奸的角逐。
而漢代的和親政策，自漢高祖平城之圍開始，經歷了一個曲折的變化過程。這個過程與漢朝由初創至發展，由發展到極盛，再由盛轉衰的歷程十分合拍。也就是說，雙方的實力此消彼長，漢朝統治者對匈奴先蔑視，繼而震慄，進而忍辱負重，終至戰略反攻，引來朝野歡慶，轉而得意忘形，窮兵黷武，乃至府庫空竭，民怨沸騰，最后歸于理性務實，使匈奴首次大舉內附，贏得民族融合的重大轉折。150年的鐵血戰火，通過昭君出塞，換來50年的和平。
昭君出塞并非漢代第一次和親。從漢高祖開始，歷經惠帝、呂后、文帝、景帝至武帝之初的數代之中，和親是一貫的政策。和親以滿足匈奴的欲望，換來的是短暫的安寧與力量積聚所需的時間�？梢赃@樣說，和親在許多情況下并不能帶來真正的和平，也不會使民族間的融合發生質的飛躍。這種質的飛躍需要條件。而這種條件的出現并不一定會出現在強者取得絕對優勢的時候。王昭君出塞，一方面漢朝在武帝晚年已經耗盡國力，再也沒有力量將戰爭持續下去。經歷昭宣的短暫中興后，國力雖有所恢復，卻依然難以承受戰爭之重，所以和親是唯一正確的選擇。而在匈奴方面，恰恰也陷入困境。首先是內爭不斷，并引發南北匈奴的分裂；其次是由于不能與漢朝正�；ナ�，民愈困，國愈窮；再次烏桓等東胡部族迅速強大，對匈奴也構成嚴重威脅。在此種種不利情況下，南匈奴內附，尋求漢政權的保護，成為當務之急。于是朝覲、質子加上貢賦，使自己成為外臣，也成為南匈奴唯一正確的選擇。過去所有的障礙都迎刃而解，一切水到渠成。這是漢匈利益平衡的結果，是漢匈有條件妥協的結果，也是漢匈理性思考的結果。而這種結果具有相對的穩定性。
歷史造就了王昭君，而王昭君也當之無愧地實現了歷史賦予她的責任，出色地完成了和平使者的歷史重任，成為一個成功者。
三
自晉以來，王昭君經常出現在文學作品中，紅顏薄命成了主題。無論是庾信的“圍腰無一尺，垂淚有千行”，還是沈佺期的“薄命由驕虜，無情是畫師”，更有李白的“燕支長寒雪作花，蛾眉憔悴沒胡沙”，無不悲悲切切，棲棲惶惶，說不完的愁苦，道不盡的哀怨。他們除了痛斥“驕虜”和“畫師”之外，漢元帝也難以遁身，才有了白居易“自是君恩薄如紙，不須一向恨丹青”的詩句�？傊�，王昭君成了不折不扣的一場政治交易的犧牲品。到了當代，則有了這是封建時代重男輕女思想典型反映的批評。
中國古代是有重男輕女的傳統，但是在秦漢至隋唐的千余年間，婦女在政治、經濟、軍事、文化諸領域均作出過重要貢獻，她們的地位絕非如宋明理學家腐朽婦女觀泛濫時那般的卑下與無助。僅《隋書·經籍志》所列《列女傳》就有劉向《列女傳》、趙母注《列女傳》、高氏《列女傳》、劉歆《列女傳頌》、曹植《列女傳賛》、繆襲《列女傳賛》，項原《列女后傳》、皇甫謐《列女傳》、綦母邃《列女傳》和《女記》、《美婦人傳》等12種之多。范曄在《后漢書》中創《皇后紀》和《列女傳》于正史，以尚女德。這里所謂的“列女”，并非如宋代以后所謂的“貞節烈女”，而正如范曄在《列女傳》敘中所言，是要把東漢時期如“賢妃助國君之政，哲女隆家人之道，高士弘清淳之風，貞女亮明白之節”的種種才行高秀的女子德行公諸于世，加以表揚。
綜觀兩漢歷史，就后妃而言，前漢有漢高祖呂后、孝文竇后、孝宣王后；后漢有明德馬后、和熹鄧后、順烈梁后，在政治上各有一番作為，或多或少地影響了歷史的進程。又卓文君之大膽追求幸福；馮嫽之安定西域烏孫國；班昭之博學多聞，著述等身；桓少君之“存不忘亡，安不忘�！�；曹娥之為父盡孝；趙娥之為父報怨；蔡文姬之博學多才，妙于音律，均體現出漢代婦女的聰明才智。而王昭君則是千千萬萬漢代婦女中的又一個杰出代表。
范曄在《后漢書·南匈奴傳》中，特意作出如下記述：
(王)昭君字嬙，南郡人也。初，元帝時，以良家子選入掖庭。時呼韓邪來朝，帝勑以宮女五人賜之。昭君入宮數歲，不得見御，積悲怨，乃請掖庭令求行。呼韓邪臨辭大會，帝召五女以示之。昭君豐容靚飾，光明漢宮，顧景裴回，竦動左右。帝見大驚，意欲留之，而難于失信，遂與匈奴。生二子。及呼韓邪死，其前閼氏子代立，欲妻之，昭君上書求歸，成帝勑令從胡俗，遂復為后單于閼氏焉。
這段記載是正史中唯一完整的記錄(《漢書》中僅有二處個別文字涉及)，為我們了解王昭君的事跡，提供了重要的線索。由于王昭君在困境中勇于自拔，顧大局，識大體，才能從一個默默無聞的宮女，躍身成為替國家和百姓帶來長久和平，促進漢匈加速民族融合的巾幗英雄。雖然當時她并未徹底解決漢匈矛盾，然而到了東漢，匈奴問題得到基本解決，這與她的行為不無因果，后人也因此永遠記住了她。
王昭君在遠嫁匈奴前后，肯定有哀怨，有無奈，但更有決絕，有志氣。我們不能被古代文人學士的浪漫悲情與道德偏見所左右，應該看到王昭君是一個有真性情，敢作為，求幸福，能屈伸的女中大丈夫，永遠值得我們紀念。
(作者單位：陜西省歷史博物館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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